刘杨在志愿服务大会上宣读倡议书
　　5月8日，在第66个“世界红十字日”当天，由烟台滨州医学院学生刘杨发起的“驻烟高校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服务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承光心社”，吸收来自烟台九所高校的大学生，志愿为宣传器官捐献工作奔走呼号。那么，发起人刘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社团？本网记者对刘杨进行了专访，并以第一人称讲述他的故事。

　　我叫刘杨，是就读于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2011级临床医学的一名残疾学生。我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可是我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2011年冬天，在毓璜顶医院的诊室里，医生给我下达了病情危急的通知书。为了不让年已花甲的父母担心，我向同学借了一千五百元钱，独自踏上了北京求医的艰辛历程。

　　当我睡在医院的走廊里被保安赶出来时；当我饿了一天啃完压缩饼干找不到水时；当我追在医生的后面被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时；当我提着家当找不到地方时；当我在专家的诊室泪流满面无法自持时；当我忍着头痛在医院爬上爬下时；当我被偷后在一间破屋里冻得瑟瑟发抖时；当我在茫茫人海中绝望无奈时，我没有放弃，我比任何人都渴望着生，渴望着温暖，渴望着希望。

　　我从北京协和医院回来，身心疲惫，充满了绝望，但是想到明天，想到那些关心牵挂我的人，我决心好好走下去。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份清晰细致的电子病历，向全国各大中西医院求治，每天收到的回复都使我绝望加重一点，哪家医院有点希望就可以让我兴奋的激动不已。在不懈的努力中，北京武警总医院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可面对高昂的手术费，想到在家乡务农的花甲父母，我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为了转诊，我去了烟台山医院14次，毓璜顶医院8次，每当想到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医院里到处开证明审批时，想到我那瘦弱的无助的身影时，总令我自己心疼不已。

　　命运总是那么喜欢捉弄人，当我艰辛的准备了一年，大一暑假到了事先约好的北京武警总医院时，大主任以病情严重为由没有接受我，我和父亲在医院求了他好久，可依然没能改变他的意愿。在这样一个崩溃的边缘，我决定再去试试，最终在北京306医院谭主任同意给我做手术，可手术风险极大，当我的家人在为这件事内心痛苦挣扎的时刻，不幸又再一次降临到我的身上，核磁显示神经方面有问题，而306医院的神经外科又处理不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每天都痛苦的挣扎着，我和父亲被那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大佬拒绝，一次又一次拒绝，不，不是拒绝，是打击，毫无情感的打击！在从东直门医院回来的路上，我陪父亲走进地坛，我上次也独自来过这里，我们没有多少语言，父亲在那里抽完了从家带来的最后一颗烟，就在那个最绝望的崩溃的边缘，63岁的老父亲缓缓的说了句：“其实，我和你妈想给你这个补偿。”一句话直达我内心深处，扫清了我这一生全部的委屈，我站在地坛的台阶上，手舞足蹈，高谈阔论，好好安慰了我的父亲。那一刻，我自己仿佛也充满了信心与力量，决不能就这么放弃成了我唯一的信念。回到306医院我又找到了谭主任坦诚交流了好久，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医生。谭主任反复研究给我制定了一个不处理神经的手术，但手术风险要大了很多很多，在当时的脊柱外科还没有过类似的手术。

　　我和家人最终无奈选择了这个手术方案，在住院等待手术的过程中，我静静地想了我这一年来求医的艰辛历程，我比谁都能理解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病人内心对未来的渴望，我们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盼头，一个希望。我想到那些尿毒症病友，想到那些肝癌晚期的病友，想到那些失去光明的孩子，我内心无言的伤痛，我太能理解他们了。

　　因为懂得，所以付出。我有了捐献器官的想法，在离手术仅两天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父亲，当时六十三岁的老父亲听后老泪纵横，悲痛的看着我，我心理顿时明白：我把父亲的心伤得太深太深，这些天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痛苦的事情，看着好好的儿子再过两天就要去与死神搏斗，现在却要把他内心最后那点希望也要夺走……我和父亲抱头痛哭，在那种时刻下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幸运的是我一期手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我出院后总是忘不了那些依然在与病魔斗争的苦难同胞，我的内心更能理解他们对于重新生活的渴望。在看完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何玥的感人事迹后，我决心为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首先在自己的身边做了一个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九零后对待器官捐献的态度上与三零后四零后没有本质的区别，反而有了更多的顾虑。我总结出目前大家对待器官捐献的问题除了有传统观念的束缚外，更多的还是对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误解。当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目前每年有一百五十万病人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的供体却不足一万，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有五倍于南京大屠杀，十五倍于汶川大地震数量的同胞，要么是在黑暗中度过，要么是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庞大的数字更加激发了我做器官捐献宣传活动的决心。

　　我现在的身体条件还很差，出门都要带着护具拄着双拐，很多朋友善意的劝我放弃，但当有一次我和特殊教育学院的一位盲生聊天时，那位盲生同学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她对童年的记忆，她谈她记忆中树杈的形状，花儿的颜色，和记忆中简单汉字的笔画。她告诉我：“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看见的时候去看一看大海，现在我来到了烟台，大海就在我身边，可我却再也看不到了?！闭饩浠吧钌畲ザ宋遥揖鲂牟还芪蠢吹牡缆酚卸嗄?，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给那些绝望的病人以希望，给那些看不见的孩子以光明。

　　我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滴爱心可以逐步转变我们这代人的传统观念，我们的队伍还在奋斗中…… (记者 贾楚航 实习记者 张玉雷)